广外西班牙语专业首届学生罗镜文亲历广外的发展变迁，下面请随记者的访谈捕捉他与广外一同成长的故事。

走进广外

“我来到广州外国语学院，多亏了我的一位高中老师。”当年草创初设的广外是在周总理的亲自关怀下成立的，也是中南五省第一所语言类大学，堪称是史无前例。但同时，也是两眼摸黑，完全没有可以借鉴的经验。广外最早开设了包括罗老师就读的西班牙语在内的四大语种。对于这样一所新学校里的新专业，报考学生对其的了解程度几乎为零。罗老师也不例外。但罗老师的班主任却凭着自己独到的眼光，跟他分析，并做出了决定罗老师一生的推荐——“古巴作为当时拉丁美洲的唯一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西班牙语在将来会大有可为;对于个人而言，发展的机会也将非常多，我推荐你报考广州外国语学院西班牙语专业。”

罗老师最终接受了这位自己非常信任的班主任老师的意见，在报考志愿一栏填上了广州外国语学院，并在1965年如愿以偿地成为广州外国语学院西班牙语专业的一名学生。至此，罗老师正式开始了他的广外生涯。

留在广外

作为“文革”前招收的最后一届大学生，所有的新生都要接受为期一个月的军训。谈及当时的军训安排，罗老师记忆犹新：“我们军训的时候，地址就在现在的华南理工大学五山校区那边，所有班级全部重新洗牌，由部队亲自来操练。我们还曾经被要求深夜路过墓地以考验胆量。”特殊的环境下，严苛的军训形式，除了磨难，也使得来自五湖四海、身份差异极大的学子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可以说是大学生涯里一个灿烂的开篇。

可惜好景不长，在进行了半年正常的学习之后，1966年5月份，全国掀起了文化大革命的浪潮。这股浪潮也波及到了刚刚开始成长的广外。包括罗老师在内的，那些本应当在校园里、在绿荫下、在教室里学习读书的学子，却走上了串联、罢课、重走长征路、下乡、劳动的道路，使得整个广外的教学系统陷入无尽的瘫痪之中，耽误了大好年华。这也直接导致了1970年毕业(罗老师为69届毕业生，由于文革，该届学生推迟一年毕业)时，这一批历经风雨的学生并没有接受过多少真正的教育。谈到这里，罗老师同时也告诉我们，在当时那样艰苦，视读书无用，将外国语言看做洪水猛兽的年代，仍然无法扑熄年轻广外人好学求知的欲望。广外校园里仍然有学生用最简单的教材，在如豆的灯光下自学一点语言知识。

1970年，罗老师又做出了一个影响他一生的决定——留校。当时留校和今天毕业留校完全不是同一个概念。那是一个激情燃烧的年代，没有人会认为自己的一生应当潜心呆在学校里，他们认为，青年人要到西部去、到农村去，向工农兵学习，到能为祖国人民造福的地方去。由于那时不少教师都被贴上“资产阶级”的标签，声名狼藉，职业排名第九，所以大部分人都不愿留校。可当时，组织上出于政治上的考量，主动找罗老师谈话，希望他能留校任教。罗老师回忆到，当时西班牙语有两个班，四十余人仅仅有包括他在内的四个人留校，全校也仅仅只有三十几个人留校。据说他们是为了给原有教师队伍“掺沙子”而被留下的。

由于是被当作一粒沙子留校的，罗老师他们留校之初，时间大多花在到工厂、农村、码头劳动接受再教育上，专业教学被摆在次要的位置。在这样的大环境下，罗老师坦言，不仅他没有教学生多少专业知识，就连他自己对西班牙语也没有多少准确的认识。

几经历练

不久，罗老师留校的选择给他带来了一个彻底改变人生的机会。上世纪70年代，广东省要组建一支援助非洲赤道几内亚(当地是西班牙语的殖民地)的医疗队，需要从广外选派西班牙语翻译。借此机会，罗老师随着医疗队一起来到了一个说西班牙语的国家。

由于前些年的运动使得罗老师并没有机会学到过硬的专业知识，平时所学的只是日常沟通的词汇。此次身处涉外医疗队，要接触大量的、极其复杂的医用名词，而在医学上，稍有不慎又会造成巨大的危害。罗老师除了要负责我国各科医生的门诊、出诊、手术、查房、用药，还肩负着给当地医助培训班上课，并给学员进行病例分析的翻译任务。在这样一个陌生的国度，没有像样的教材，乃至一本词典都没有的情况下上课、进行双向翻译以及翻译、打印教材等紧迫繁忙的任务。难度之大可想而知。承受着巨大的压力的罗老师咬着牙坚持了下来，并迅速地在短期内掌握了西班牙语，即使是对于那些晦涩难懂、极少使用的医学专用名词和药剂也能驾轻就熟、游刃有余。这段经历，可谓是罗老师一生中最辛苦的两年。也正是这样的磨难，这样紧迫的压力使得罗老师真正地毕业，在实践中，掌握了西班牙语教学所需要的技能和知识。

后来，罗老师又被选派前往智利进修了两年，为其西班牙语教学打下了更深厚的理论基础。

桃李满园

文革末期以及改革开放初期，高校里的混乱局面虽然有所缓和，但还没有一个特别稳定的教学环境。当时老师一边带领学生劳动，一边尽可能地展开教学活动。由于西班牙语在我国是个年轻的专业，教材要自己编，教学参考资料、课外读物及工具书奇缺，学的辛苦，教的吃力。加上我校刚成立，学校的资源极其匮乏，而有限的学校资源大多都向英语专业倾斜，西班牙语等小语种往往受到冷遇。为了学生，为了对自己的教学尽职尽责，老师们四处奔走，向兄弟院校求援，屡屡向学校相关部门及来校征询意见的出版社恳切地提出多印一点西班牙语学习资料，多购买一点西班牙语的学习书籍，多给学生们提供一些西班牙语的学习设施。但凡此种种，收效甚微。兄弟院校往往以教材尚未成熟拒绝提供。至于西语图书资料的排版打印，因需求量小而费用昂贵，印多了又积压亏本。直到后来西班牙国际合作署给我们派来了外教，并得到西班牙驻华使馆的图书资料资助，情况才逐渐好转。罗老师饱含感情的回忆说，那时候虽然学生少、环境差，但却和学生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时至今日也常有学生来探望他。

谈及广外的变化，罗老师自豪地说“学术上，广外从单纯的语言教学转向学术研究和理论发展，这非常好。规模上，广外也在不断扩大，从以前的四个语言专业，变为今天分成南北校，各专业齐全完备的高校。同时，对于我自己的西班牙语而言，这个专业也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和扩充，成为现在一个非常优秀的专业。”

风风雨雨几十载，经历了共和国的起起伏伏、风云变幻。无论是当初的混乱无序、劳作艰辛，漂洋过海、几经历练，还是最后的从容淡然、桃李满园，从最初填下志愿的那一刻，罗老师的一生都深深地打下了广外的烙印。几十年间，他从学生变成老师，从意气风发的年轻小伙变成从容平和的长者，所未变的是他从一而终的广外人的身份，是那一份深深的广外情。

(罗镜文，1945年生，我校首届西班牙语专业本科生，原西语学院讲师，2005年退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