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作者翟文颖于2006年9月-2008年7月于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东语学院日语语言文学专业攻读硕士学位，师从魏育邻教授。近来，翟文颖根据硕士导师魏育邻教授的亲身讲述以及网络公开资料，撰写了几篇魏育邻回忆与几位广外老领导（林如彤、桂诗春、黄建华）往事的系列文章在本网陆续推出。

黄建华（1936年—），广州人，原广州外国语学院院长、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首任校长，著名法语教授和辞书学专家。1961年毕业于中山大学外国语言文学系并留校任教，1970年调入广州外国语学院，历任西语系主任、副院长等职，1995年主持组建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并担任校长至2000年6月。曾于1977年至1981年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担任译审。2006年被中国辞书学会授予“辞书事业终身成就奖”，2015年获授“南粤楷模”荣誉称号。

我的硕士导师魏育邻老师与黄校长的第一次偶遇是在1977年9月至10月间。那时，魏老师刚留校任教，他送父亲到广州白云机场乘机回东北，偶遇即将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工作的黄校长，他到北京转机去法国巴黎。当时有教师被派往联合国工作，对广外来说是件了不得的大事，学校安排专人专车送黄校长到机场。当时年富力强的黄校长心情激动、踌躇满志，没想到竟与魏老师在候机楼偶然相遇，他问：“小魏，你也是来送我的吗？”魏老师回答：“是啊！”当然，魏老师也解释了来机场的目的，并说“也是一同来欢送您的”。这就是第一次偶遇的经历了，至今想来，仍历历在目。

岁月流转，物换星移。历经几十年后，黄校长对当年在巴黎工作的往事记忆犹新。他说，当时仅靠国内每月为数很少的工资，没有什么补贴，手头拮据，尽量避开应酬之事，被误以为“抠门”。他曾说：“没有外汇，有时连请人喝杯咖啡都困难。”然而，黄校长勇于克服困难，淡泊明志，忠于职守，不忘初心，全心全力地在他的事业上不断耕耘。

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工作期间的黄建华（选自《黄建华自选集》）

黄校长著述甚丰、屡获殊荣。他的论著《词典论》1989年获广东优秀社科科研成果二等奖，《英俄德法西日语文词典研究》1994年获广东优秀社科科研成果二等奖，《双语词典学导论》1999年获广东优秀社科科研成果二等奖。此外，出版了多种译作和文学作品，主译世界学术名著《自然法典》等4种，出版社科译著《此时此地》等数种。1986年被国家人事部评为中青年有突出贡献专家，1989年被评为全国优秀教师并获奖章，1994年获法国政府颁发二级教育勋章，1999年被评为南粤杰出教师，2001年9月被中国教育工会全国委员会评为全国师德先进个人，2014年获评广东省离退休干部先进个人，2015年获评南粤楷模，2018年荣获第四届中国出版政府奖图书奖，2019年12月12日获全国离退休干部先进个人表彰，2021年9月8日入选广东省第四届优秀社会科学家名单。

其中，最令人动容的是黄校长历时十六年的《汉法大词典》（国家辞书编纂与出版重大项目之一）的编纂之旅。1998年，他即将卸任广外校长前夕，接到国家任务编纂《汉法大词典》这项浩大而艰巨的工程，当时他已逾花甲之年。本来学校有几位法语界干将与黄校长已联名签署共同编写大词典的文书，没多久他们以各自原因纷纷退出。但黄校长仍坚定不移，排除万难，认真物色编写人员，一心扑进词典的编纂工作中。编纂汉法词典，首先要找一本语言规范的汉语词典，黄校长便依据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现代汉语词典》，作为选词的基础，再逐个词条收入新的词汇，包括方言词汇、港台词汇及科技词汇进行扩充。某个汉语词汇，尤其是新词该怎么准确翻译成法语是颇费心思的。碰到问题，黄校长总是虚心听取意见，共同切磋，甚至通过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工作的女儿询问法国有关学者。难怪有人说他是个“完美主义”者。

从1998年起，这十余年间，无论寒暑秋冬，他坚持每天上午8时30分到办公室，几乎把所有节假日的时间都花进去，每年只有除夕才给自己“放假”。2007年，在词典编纂工作已完成大半的情况下，72岁的黄校长被确诊为癌症。经过手术治疗后，身体虚弱的他，稍一恢复，便又伏案工作。2012年，癌细胞转移头部、肩部、颈部，疼痛难忍，让他食不知味，夜不能寐，已发展到肺癌Ⅳ期，医院亮起红灯，要求他立即停止工作。他却说：“我编词典虽已完成一大半，业绩亦相当可观，但别人很难接手，没有最终完成，前面做得再多，都是枉然。”于是，黄校长以顽强的意志，一边接受靶向治疗，一边继续进行词典编纂工作的最后冲刺。

2012年初夏，魏老师因病在广东省人民医院住院，他又一次偶遇黄校长。身穿病服的黄校长见到魏老师，亲切地拉着魏老师的手一起坐了下来，心情沉重地说：“都说七老八十，现在应该要八老九十才行呀！这样我才能完成词典。”魏老师关心黄校长病情，问他疼不疼。黄校长回答疼得要命。魏老师安慰他只要精神乐观，病体一定能康复起来。

黄校长以坚强的毅力战胜病魔，于2014年完成了700万字的《汉法大词典》，这部国内最大型汉法词典终告完成并正式出版。此时距1998年他接受词典编纂的重任，已过去十六年，罹患癌症七年，黄校长已78岁。

魏老师曾读过黄校长一篇文章，文章讲述他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工作期间，认识到编纂辞书的重要性，并着手开始准备工作，收集和购买有关资料和词典等，并且遍访编纂词典的名家。可以说，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工作是黄校长作为高级翻译人员和学者的高光时刻，而任职期间则是他研究辞书理论和实际从事辞书编纂的准备阶段。如果说1977年的机场偶遇是黄校长从事辞书编纂事业起点，那2012年的医院偶遇则是黄校长遭受疾病无情折磨，最痛苦最艰难的时刻，也是他战胜病魔，最终完成鸿篇巨制的关键时间节点。

十年后的今天，黄校长谈起《汉法大词典》出版情况，感到十分欣慰。他说，这部词典在国内很受欢迎，在法国发行量很大，已重版过。他早已着手谋划词典电子版，并受到关注。词典出版之日，就是要跟进之时。过去，有著名学者编过双语词典，但没注意语言的不断发展、跟进修订，必须吸取这个教训。除双休日外，每天早上九时左右人们看到一位白发苍苍的长者，走在通往办公室的校道上，那就是黄校长。他到办公楼的工作室，在电脑前一坐就是三五个小时，关注大词典电子版，更新词语或作出有关调整等。黄校长说：“有年轻老师愿意跟着干，后继有人，我就放心了。”

曾与黄校长在关键时刻偶遇两次的魏老师，不禁感慨，随着时代的变化，尤其AI出现并不断进化，无论从词典的编纂者还是使用者的角度而言，都将面临无法准确预测的诸多问题。但黄校长作为双语词典的研究者和编纂者将功不可没，影响深远。他和广外前任领导桂诗春教授一样，都是视学术事业为第一生命的追求者、实践者、成功者。他们的学术精神、舍我其谁的使命感、公正清廉的做人原则，以及为广外作出的贡献，应该让年轻一代的广外人知晓，并成为他们的学习楷模和激励前行的动力！